第八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战胜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颠覆破坏和武装挑衅，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
一、 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
新中国的成立 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他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54门礼炮齐鸣28响，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奋斗28年的历程。随后举行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庆祝活动。参加开国大典的北京军民高举红旗，挥舞彩球，纵情欢呼新中国新政权的诞生。全国已经解放的各大中城市都举行了热烈的庆祝活动。10月1日这一天，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
开国大典之前，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
议一致决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施政纲领，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毛泽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实现了中国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空前团结。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从此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纪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大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个胜利，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人民中获得很高的威信，被接受为人民共和国各项事业的指导思想，在世界范围内扩大了影响。
二、 捍卫巩固新政权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的考验 新中国成立伊始，面临许多严重困难和紧迫问题。这对于刚刚执掌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新的严峻考验。
第一，能不能保卫住革命胜利成果，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当时，解放全中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国民党从大陆撤退时遗留下的100余万军队、200多万土匪及60多万特务分子还有待肃清；在广大城乡，反动会道门和传统黑恶势力还危害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在广大的新解放区尚未完成土地改革。
第二，能不能战胜严重经济困难，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当时中
国经济不仅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就是与亚洲许多国家相比也有一定差距。1949年，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2/3。新中国从旧中国接收过来的是一副烂摊子。许多工厂倒闭，大批工人失业，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生活遇到极大困难。同历史上的最高水平相比，1949年，工业总产值减少一半，粮食产量减少约1/4。
第三，能不能巩固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新中国的诞生，打破了帝国主义在东方划定的势力范围，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不愿意看到的。它们企图通过实行强硬的对华政策，即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包围的政策，从根本上搞垮新中国。
第四，能不能经受住全国执政的新考验，继续保持优良传统和作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掌政权的党，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广大干部和党员面临执政的考验、接管城市的考验和生活环境变化的考验。诚如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 ^{①} $
总之，新中国已经成立，但新生人民政权能不能站得住脚，中国共产党能不能建设好国家，国内外都在等待着这个回答。
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种种困难和严峻考验，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采取一系列积极稳健的政策措施，有条不紊地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捍卫巩固新政权、建设新中国的伟大斗争。
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 在追剿残余敌人、基本完成祖国大陆统一任务的基础上，摧毁旧政权，普遍召开地方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人民开始行使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继续进行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先后使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无偿地获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量其他生产资料，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群众获得了
翻身解放。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废除封建婚姻制度，使广大妇女获得婚姻自由的权利。开展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肃清了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反动势力。长期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200多万土匪，仅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就被肃清。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受
四川省合川县南津乡农民焚烧地主的土地契约书，庆祝土改胜利
到有力的荡涤，健康文明的社会新风尚开始树立，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巩固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新中国废除了帝国主义国家依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的一切特权；收回了外国列强在中国的兵营，驻扎在中国领土上的一切外国军队被迫撤走；收回了海关治权，中国人民重新掌握了国门的钥匙。这些都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跪倒在地上办外交”的局面。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两极格局、两大阵营、两种社会制度相互对抗的局面，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新中国同苏联订立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有关协定。
解放台湾，统一中国，一直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考虑之中，党中央为之作了一系列准备。1950年5月，人民解放军攻占海南岛，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进一步加紧进行。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和冷战思维出发，作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决定，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公然干涉中国内政。美军飞机从8月下旬起不断入侵中国领空，多次轰炸中国东北边境地区，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这不仅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威胁了新中国的安全，而且阻挠了中国的统一大业。党中央在全面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权衡各种利弊之后，作出了“支援朝鲜人民，推迟解放台湾”的战略决策，同时决定首先在外
交方面开展反对美国侵占台湾的斗争。毛泽东、周恩来等发表讲话或声明，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宣示中国人民为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的决心。8月下旬，周恩来多次致电联合国安理会及联合国秘书长，揭露美国的侵略政策，对美国侵占我国领土台湾、美国空军侵犯我国领空提出控诉。11月，中国代表出席联合国安理会对中国提出的制止美国侵略中国案的讨论会并发言，“充分表达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于台湾问题和朝鲜问题的正义立场，在联合国安理会第一次把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置于被告席上” $ ^{①} $。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台湾问题被搁置下来。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950年10月初，美国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组成以美国军队为主，英、法等15个国家有少量部队参加的“联合国军”，扩大侵朝战争，悍然越过朝鲜南北分界的北纬38度线（通称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危急关头，朝鲜劳动党和政府请求中国出兵支援。世界上经济实力最雄厚、军事力量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挑衅，对于成立仅一年、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召开会议，全面估量国内外形势，既清醒地看到面临的困难，又深入地分析出兵作战的必要和可能，毅然作出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
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命令，组建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19日，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这是以正义之师行正义之举。
抗美援朝战争，是在交战双方力量极其悬殊条件下进行的一场现代化战争。当时，中美两国国力相差巨大。在这样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军民密切配合，首战两水洞、激战云山城、会战清川江、鏖战长津湖等，连续进行5次战役，此后又构筑起铜墙铁壁般的纵深防御
阵地，实施多次进攻战役，粉碎“绞杀战”、抵御“细菌战”、血战上甘岭，创造了威武雄壮的战争伟业。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朝军队战胜武装到牙齿的强敌，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不可一世的侵略者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打出了国威军威，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它以伟大胜利宣告：“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一个觉醒了的、敢于为祖国光荣、独立和安全而奋起战斗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 ^{①} $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始终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锻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第一批入朝参战，英勇牺牲在朝鲜战场。志愿军将士面对强大而凶狠的作战对手，身处恶劣而残酷的战场环境，抛头颅、洒热血，以“钢少气多”力克“钢多气少”。他们中涌现出30多万名英雄功臣和近6000个功臣集体，有毅然抱起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思，有用胸膛堵住枪眼为战友冲锋开道的黄继光，有烈火烧身却岿然不动直至壮烈牺牲的邱少云，有跃入冰河以生命换得朝鲜少年安然无恙的罗盛教……他们用生命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被祖国人民称为“最可爱的人”。
开始掌握历史主动的中国人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坚强后盾。全国各地开展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运动，成千上万的中华儿女报名参加志愿军，全国上下发起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爱国丰产等运动，社会各界踊跃
捐款累计可购买战斗机3710架。其中豫剧演员常香玉用剧社巡回演出募集的资金捐献“香玉剧社号”战斗机一架。所有这些，都为战争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和精神力量。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经此一战，中国人民真正扬眉吐气，极大促进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有力推动了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这一战，拼来了山河无恙、家国安宁，人民军队战斗力威震世界，让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钢铁意志、万众一心的顽强品格、敢打必胜的血性铁骨、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再次证明正义必定战胜强权，和平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
恢复国民经济，为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条件 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也是《共同纲领》规定的一项历史任务。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对大中城市的接管，没收官僚资本的工作已经开始。新中国成立后，这项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到1950年初，人民政府共接管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2800余家，金融企业2400余家。官僚资本被没收接管后，迅速在企业内部开展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确立起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使人民政权拥有了相当重要的经济基础。成功组织了同投机资本作斗争的“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实现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到1950年3月，物价基本稳定，从而治愈了旧中国无法医治的顽症，结束了人民过了几十年的因物价飞涨而带来的痛苦生活，使国家和国营经济掌握了市场的主导权；初步建立起集中统一的国家财政管理体制，以利于统一调度全国的财力、物力，集中力量办大事。到1952年底，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当年工农业总产值超过1936年（国民党统治时期最高水平）20%，工农业主要产品的年产量均超过国民党统治时期最高水平。同1949年相比，全国职工工资平均提高70%，农民收入增长30%
以上。
新中国在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过程中，已经开始对它进行适当限制，并把其中的大部分引上了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1952年，私营工业产值的56%已属于加工、订货、统购、包销部分。私营经济中不利于国计民生的部分被削弱以至淘汰。资本主义金融业在此时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私营经济在数量上明显上升，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却下降了。
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初步发展，土改后的农村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一方面广大农民在分得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后，努力发展生产，经济地位普遍有所上升，很大一部分原来的贫农、雇农上升为新中农。另一方面农村阶层中新的分化开始出现，有重新导致两极分化的危险。鉴于此，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在农村开展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推进农村生产力进一步发展。1952年，全国已有40%的农户参加了互助组，少数农户还参加了半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实践表明，这一时期国营经济的建立、对私营经济的改造以及农村互助合作组织的发展，都为后来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除旧布新 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的开展，思想文化、科技教育和社会民生等各方面建设都出现新气象新面貌。
在宣传思想工作方面，党和政府掌握舆论工具，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全国的指导地位。作为舆论宣传、大众传播重要工具的报纸、刊物、电台、通讯社等文化事业，完全置于党和国家的统一领导之下。1951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提出：“用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教育人民，是我们党的一项最基本的政治任务。” $ ^{①} $1951年至1953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第四卷于1960年出版）。1955年开始翻译出版《列宁全集》，1956年开始翻译出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
在教育改革与发展方面，党和政府有步骤地对旧有教育文化事业进行改革，除了实行国家对学校的领导，废除反动政治教育，使马列主义教育进入学校外，还着手解决教育向广大工农群众打开大门的问题，确定了“教育必须为生产建设服务，为工农服务，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教育方针。为了发展和改革高等教育，1951年底至1953年，教育部对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大幅度扩大招生，以适应工业化建设对专业人才的急迫需要。
在科学技术工作方面，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在建设事业中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中央要求，以中国科学院作为全国科学研究的中心，指导建立地方科研机构，同时发展高等学校和产业部门的科研机构，逐步形成比较完整的科研体系。到1955年底，全国科学技术人员已达40余万人，专业科研机构超过800个。
在医疗卫生工作方面，党和政府提出了卫生工作要“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和“团结中西医”的方针。在农村、城市街区和工矿企业，普遍建立起基层卫生组织以及各种专业防疫机构和队伍。同时，在全国开展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城乡落后的卫生面貌大为改观。
在知识分子工作方面，党十分重视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和改造。1951年9月，北京大学12位著名教授响应党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京、津高校随即开展了比较集中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同年9月29日，周恩来向北京、天津高校教师学习会的教师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勉励一切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努力站到人民的立场，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场。后来，学习运动逐渐扩展到整个知识界。大多数知识分子通过学习毛泽东著作，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肃清封建买办思想影响，批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从而由民族的、爱国的立场前进到人民的立场，
满腔热情地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
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执政条件下党组织的自身建设。1949年11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组织中国共产党党委会的决定》和《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组的决定》。同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朱德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50年和1951年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整党运动，批判居功自傲等错误思想，进行共产党员必备的八项条件教育，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批新党员。1951年底到1952年，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处决了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三反”运动中发现，党政机关内部的贪污行为往往是与不法商人勾结而来的。1952年上半年，开展了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 $ ^{①} $这些举措对于在执政条件下继续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增强党的团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所进行的上述工作及其成就有力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能够经受住执政的考验的。广大劳动人民真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一些曾经对新中国、新政权、新道路抱有某种疑惑、持观望态度的人开始相信，跟着中国共产党走，这是一条通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这些成就的取得，为领导人民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有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重要条件。
第二节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及其实施
一、 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 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自创立时就确定的奋斗目标，并且从来没有动摇过。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决定在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彻底完成、国民经济基本恢复之前，先不急于明确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至于中国到底什么时候过渡到社会主义，当时的设想大致是：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估计至少要10年，多则15年或20年），工业发展了，国营经济壮大了，就可以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一举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有化和个体农业的集体化。
随着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彻底完成和国内阶级关系、主要矛盾的变化，国民经济的恢复、初步发展和中国社会经济成分的变化，中共中央对向社会主义过渡步骤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195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我们要在“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刘少奇、周恩来等也都论述过“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设想。
中共中央在1952年底开始酝酿并于1953年正式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明确规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①} $这条总路线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一化三改”，又称“一体两翼”。“一化”是“主体”，“三改”是“两翼”，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过渡时期总路线体现了社会主义
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紧密结合，体现了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与发展生产力的有机统一。
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是党依据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政治条件的新变化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党的总路线、总任务及发展战略上的重大转变，是符合新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和规律的。
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富强的首要条件。实现国家现代化，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理想，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国家独立富强的必由之路。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完成时，中国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43.1%，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35.5%。1954年，毛泽东有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 ^{①} $要改变落后面貌，巩固国家政权，就必须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工业化。
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弱小，发展困难，不可能成为中国工业起飞的基础。中国的民族资本主要是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工业资本只占1/5。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主要是轻纺工业和食品工业，缺少重工业的基础。这些工业企业大多规模小，技术设备落后，劳动生产率很低。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在这些企业中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产品的质量，并且按照国家需要增加生产，培养技术人才，积累资金。而要如此，就必须对这些企业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保证工业发展、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土地改革后，农业生产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一个时期有过较大发展；但这种发展又受到土地私有基础上的个体经营限制。
《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节选）
只有引导个体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农业生产力才能得到发展，农村也才能够为工业化提供必要的商品粮食、轻工业原料、工业品市场和积累工业发展的资金等条件。
当时的国际环境也促使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不但不可能从资本主义大国得到什么援助，而且连进行普通的贸易和交往都很困难。当时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国家同情中国，只有苏联能够援助中国。这也是促使中国共产党提出开始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一个因素。
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在全党全国人民中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学习、宣传和教育，在党内迅速统一了认识，也得到
全国人民的拥护，成为团结和动员全国人民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新纲领。全党全国人民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上来，迎接和投入新中国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高潮。
二、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起步
制定 “一五” 计划 制定一部切实可行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中期计划，是完成过渡时期总路线规定的工业化主体任务的重要步骤。为准备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我国从 1951 年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1955 年 7 月召开的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这个计划。
“一五”计划确定的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突出了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的核心要点，同时要求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等等。
“一五”计划在编制和实施过程中，较好地处理了我国经济建设中的
几个重大关系：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同时不放松农业、轻工业，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科学进行工业布局，改变我国工业大多集中在沿海地区的不合理状况；根据我国国力，积极稳妥确定工业、农业生产年均增长速度；把发展生产同改善人民生活恰当地结合起来；既要争取外援，同时又强调自力更生，国家建设应以国内力量为主。这些对于后来我国经济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实施 “一五” 计划 从 1953 年开始，经济建设工作有计划地在全国展开。全国城乡迅速形成参加和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的氛围。对工业化的憧憬，激发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从未有过的劳动热情。工业建设战线喜报频传。以苏联援助的 156 项工程为中心的工业建设，使我国的工业生产能力
鞍钢王崇伦发明“万能工具胎”
和技术水平前进了一大步。1953年12月，鞍山钢铁公司的三大工程——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七号炼铁炉举行开工生产典礼。包头、武汉的大型钢铁企业先后开始施工。一大批旧中国没有的基础工业部门一个个建立起来，一大批工矿企业在内地兴办。旧中国重工业过分落后的面貌和不合理布局大大改观。这一时期工业生产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一百年。新中国迅速从废墟上站起，为我国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基础，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三、 改造个体农业和手工业
农业合作化任务的提出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前就已启动。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指出，中国农民在土改基础上所发扬起来的生产积极性，集中地表现在两种积极性上，即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和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党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伤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但是要“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过渡时期总路线公
布之后，1953年12月，党中央通过《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指导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稳步前进。农业合作化的步骤，就是经过简单的共同劳动的临时互助组，到在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实行某些分工分业而有某些少量公共财产的常年互助组，再到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而有较多公共财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最后实行完全的社会主义的集体农民公有制的更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由具有社会主义萌芽到具有更多社会主义因素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发展道路，就是中国共产党所指出的对农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过程中，党和政府按照农民自愿的原则，采取说服、示范和国家援助的方法使农民自愿联合起来。1953年9月以后，进入以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主的阶段。同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的决定，接着实行油料的统购和食油的统销。1954年又实行棉花的统购和棉布的统购统销。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加快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在1955年7月后，农业合作化形成高潮。1956年底，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达到87.8%。
农业合作化期间，农业生产力不断发展，全国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8%。中国农村完成了从几千年的分散个体劳动向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历史性转变。但由于在全国实现高级形式的合作化的速度过快，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偏差，遗留了一些问题。
手工业合作化的实现 在推进手工业合作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是积极引导、稳步前进的方针。手工业合作化的组织形式，是由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步骤是从供销入手，由小到大，由低到高，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生产改造。农业合作化的迅猛发展，也极大地加快了手工业合作化的步伐。1955年底，党和国家提出要在两年内基本完成手工业合作化。实际上，由于改变了过去按行业分期、分批、分片改造的办法，而采取手工业全行业一起合作化的方式。
的办法，到1956年底，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人员已占全体手工业人员的91.7%。手工业的合作化也基本完成了。
四、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
经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把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并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采取这样的政策，既可以在一定时期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积极作用，又有利于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减少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阻力。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与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
在 1953 年底以前，着重发展以加工订货、经销代销为主的初级形式国家资本主义，这是国家与私人工商业的外部联系与合作。国家通过各种合同，在原料供应、产品的生产计划、销售及价格上控制资本主义工商业。资本主义工商业企业的性质不变，企业内部的劳资矛盾依然存在，但在企业利润分配上实行 “四马分肥”，即所得税占 30%，工人福利占 15%，企业公积金占 30%，资方股息红利占 25%，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有所减轻。
1954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成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开始时，主要是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这是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在企业内部的联系与合作，利润分配仍实行“四马分肥”的原则。企业收益大部分归国家和工人，资本家所得不足1/4。这种企业已经具有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性质。1955年，合营工业的产值占到全部私营工业产值（包括已合营的在内）的49.6%。这
1956年上海某绸布商店接受公私合营
一年，北京、上海、天津的一些行业先后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这时，国家对资本家原有的生产资料进行清理估价，以核实私股股额；在合营期间，每年发给资本家5%的股息，这就叫定股定息。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这些企业基本上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除资本家领取定息外，同国营企业已经没有原则上的区别。1956年1月，北京市首先在全市范围内完成全行业公私合营。到这年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的99%、私营商业户的82.2%都走上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道路。
和平赎买政策的实现 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设想。十月革命后，列宁打算在俄国对“文明的资本家”采取这种做法，但俄国资产阶级不接受。中国共产党把这种设想付诸实施并取得成功，继续发挥了私营工商业在扩大生产、搞活流通、维持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党争取到大多数民族资本家，对社会主义改造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独创性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按照 1956 年全行业公私合营时核定的私股股额，总数为 24.1864 亿元人民币。在赎买政策的实施过程中，资本家先后共获得人民币 32.5 亿元，超过其原来所有的资产总额。资本家的所得包括：1949 年至 1955 年的利润 13 亿元，1955 年至 1968 年的定息 11 亿元，高薪 8.5 亿元。
在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时候，国家为资本家安排了工作，许多人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这既有利于发挥他们在经营管理方面的特长，又可以为使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创造条件。国家还安排他们进行学习和组织他们到各地参观访问，帮助他们了解国内外形势，更好地掌握自己的
命运。许多原工商业者提高了觉悟，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为国家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
历史证明，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一系列适合中国特点的由初级到高级逐步过渡的形式，使个体农民、手工业者和私营工商业者能够循序渐进地改变旧的生产方式。但在改造的后期存在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以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和经济成分上过于简单划一等缺点。尽管如此，社会主义改造作为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社会变革，是在保证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得到人民群众拥护的情况下完成的，其成就是伟大的，影响是深远的。
第三节 初步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一、 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以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体制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起来，这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最主要的标志。
1952年，各种经济成分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分别是：国营经济19.1%，合作社经济1.5%，公私合营经济0.7%，个体经济71.8%，资本主义经济6.9%。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合计为78.7%，占到国民收入的绝大部分。到1956年，各种经济成分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分别是：国营经济32.2%，合作社经济53.4%，公私合营经济7.3%，个体经济7.1%，资本主义经济接近于零。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基本上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公私合营经济合计为92.9%，占到了国民收入的绝大多数。这标志着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1956年6月，国务院通过《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关于工资改革中若干具体问题的通知》《关于工资改革方案实施程序的通知》等文件，提出实行统一的工资政策，建立起比较统一的合理的工资制度，并根据技术、行业、职务、地区等要素确定工资标准。同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指示》提出，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分配工作中，必须坚持按劳取酬、多劳多得和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当时选择这样的经济体制，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又充分考虑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从1949年到1954年，我国先后成立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编制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的工作小组等。1950年3月，政务院颁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同年8月，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计划工作会议。1954年通过的宪法第十五条规定：“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使生产力不断提高，以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巩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 $ ^{①} $这表明，计划经济体制已成为我国法定的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使人民民主政权获得了自己的牢固的经济基础。这是人民民主政权得以长期坚持、巩固和发展的重要条件。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如果离开了占主体地位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国家不掌握主要的经济命脉，没有可供调动的战略物资和其他物质条件，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还应当看到，只有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中国的经济才能得到持续发展，社会政治局面才能保持稳定，广大群众才能安居乐业、过上幸福富裕的生活。
二、 确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在有系统地推进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人民民主政治建设也在有步骤地向前推进。
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体现了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
《选举法》的制定和人大代表的选举
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 ^{①} $宪法还确立了国家体制的格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选举刘少奇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等13人为副委员长；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以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不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1954年12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推举毛泽东为全国政协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明确规定，人民政协“作为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仍然需
要存在” $ ^{①} $。从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为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一项重大创造。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54年宪法将民族自治地方规范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级，县以下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设民族乡。继内蒙古自治区成立（1947年5月）之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955年10月）、广西壮族自治区（1958年3月）、宁夏回族自治区（1958年10月）和西藏自治区（1965年9月）先后成立。这表明，新中国能够用彻底的民主主义和民族平等的精神来解决民族问题，建立各民族之间的真正团结合作。各民族都必须加强和巩固祖国的统一，必须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建设祖国而共同努力。同时，国家又必须保证各少数民族在聚居的地方行使其自治权，帮助每一个民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使其在经济上、文化上都得到迅速发展。
党积极探索和建立了新的基层社会管理体系。新中国成立伊始，农村保甲制度取缔后，许多农民自发组建了农民协会。随着互助合作的开展，农民协会逐渐被互助组、合作社这一农村新的组织形式代替。为了统一和规范城市居民组织，1954年12月，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认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的名称、性质、主要任务和组织结构，促进了居民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建立和发展。
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
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的建立，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体系，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相应的经济制度的确立，提供了政治保障。
三、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的伟大意义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中国发展富强、中国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极大地提高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为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这就使社会生产力从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巩固和扩大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经济基础。生产资料所有制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需要，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国家大规模工业化建设顺利开启，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取得比资本主义更快的现代化发展速度、更高的劳动生产率铺平了道路，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提供了根本政治保障。中国共产党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是领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形式，充分体现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是人民管理国家的最好组织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仅巩固了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历史成果和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上、经济上的新胜利，而且把实际生活中已经发生的重大社会变革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反映了过渡时期国家发展的根本要求和全国人民
通过实践形成的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意愿。这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一个良好开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统一战线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有利于坚持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能充分吸纳各方面的意见，集中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实现广泛民主和集中领导的统一、充满活力和富有效率的统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民族政策，有利于保证国家的统一和民族自治权利。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党领导了对旧有学校教育和文化事业的有步骤的改革，团结和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广大人民群众逐渐树立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意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新型的社会关系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道德规范正在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稳步提升，占据优势和主导地位，确保了党和国家事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胜利前进。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标志着中国这个占世界1/4人口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此后，党面临的根本任务，就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任务而奋斗。
第四节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良好开端
一、 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提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确立，中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发展极
不平衡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并没有现成的道路可循，党领导人民在实践中进行了艰辛探索。
新中国成立初期，因为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上只得学习甚至照搬苏联的做法。经过执行“一五”计划的实践，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已经积累了进行建设的初步经验。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进一步暴露了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决心以苏为鉴，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1956年4月初，毛泽东明确提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
毛泽东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
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 ^{①} $ 他在修改中共中央向八大提交的政治报告时明确指出：“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 $ ^{②} $
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任务，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基本的指导原则。
毛泽东阐述十大关系 从 1956 年初开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积极探索，并
取得重要成果。为准备召开中共八大和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从1955年底到1956年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进行了大量周密而系统的调查研究。1956年2月至4月间，毛泽东先后听取国务院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计划等35个部委的工作汇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经济工作开展的一次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毛泽东逐渐形成《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路。4月25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5月2日又向最高国务会议作了报告。报告提出“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 ^{①} $的基本方针。围绕这个方针，报告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经验，并借鉴苏联建设的经验教训，论述了十个问题即十大关系。
《论十大关系》前五条主要讨论经济问题，从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来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前三条讲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报告强调今后要更多地注意发展农业、轻工业，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尽量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这里涉及的实际上是开辟一条与苏联有所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第四、第五条讲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并开始涉及经济体制的改革，提出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权力。
《论十大关系》后五条主要讨论政治关系，讲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些都属于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的问题。报告提出，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确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要继续存在、发挥作用。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
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但也要抵制和批判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
《论十大关系》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标志，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提出了新的指导方针，为中共八大的召开作了理论准备。后来，毛泽东回顾说，前几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 ^{①} $。
提出一系列新方针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向现代科学进军”。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报告，充分肯定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宣布他们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 ^{②} $。世界科学技术在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大的进步，我们必须急起直追，迎头赶上。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要进行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技术落后的命，革愚蠢无知的命，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 ^{③} $。举国上下，无不振奋。会后，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举全国之力，编制《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这个规划以追赶世界先进科技为目标，按照“以任务为经，以学科为纬，以任务带学科”的原则，从13个方面提出57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和616个中心问题。该纲要的实施，填补了我国科学技术领域的诸多空白，奠定了中国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的重要基础。
与此同时，党中央确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1956年4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论十大关系》时，提出要把政治思想问题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区分
开来，推进文学艺术和思想文化事业发展。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现在春天来了，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两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 $ ^{①} $5月2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知识界会议上，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作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代表中央对“双百”方针进行详尽阐述，引起强烈反响，获得广泛称赞。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进一步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1954年3月8日，中共中央在对中国科学院党组报告的批示中明确指出：“在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已经开始的时候，必须大力发展自然科学，以促进生产技术的不断发展，并帮助全面了解和更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 $ ^{②} $同年9月，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上首次提出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是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国防。在“向现代科学进军”的指示精神感召下，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被极大调动起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科技革新运动。通过群众性的科技创新和技术革命，进行生产工具改革，推动生产过程中繁重落后的手工操作向机械化、半机械化转变，促进了全民技术文化素质提高，为科技长远规划的贯彻实施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打下了广阔的群众基础。
二、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中共八大路线的制定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八大正确分析了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提出新形势下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大会宣布：社会主义制度在
刘少奇为准备中共八大报告做调查研究
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内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八大坚持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大会肯定“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思想，即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计划生产、国家市场三者为主体，以个体经营、自由生产、自由市场三者为补充。这是在理论上突破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尝试。大会提出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在我国建成一个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战略设想，为全国人民描绘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宏伟蓝图。在政治建设上，提出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党和政府的活动做到“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
八大通过的新党章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制定的第一部党章。新党章根据执政党的特点，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对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则作出了许多新规定，在党员义务方面增加“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对党忠诚老实”等内容。
中共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提出的许多新方针和新设想是富于创造精神的。这次会议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站在比较高的历史起点
上，取得了初步成果，对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长远的重要意义。
社会主义建设热情高涨 中共八大后，全国上下迅速掀起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热情高涨。在城市工厂，技术革新、科技攻关蔚然成风。在全国农村，改造农田、兴修水利成效显著。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条件最艰苦的地方去，成为广大科技工作者和青年学生选择工作的第一志愿。“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宽广美丽的土地，是我们亲爱的家乡，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我们团结友爱坚强如钢”，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写照。“每一秒钟都为创造社会主义社会而劳动” $ ^{①} $，成为新中国建设者的生活节奏。“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成为响彻城乡的嘹亮歌声。在这种火热的劳动热情和崇高的创造精神激励下，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顺利推进。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大的波折。我国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迅速完成，加上未能完全消除经济建设中冒进的影响，领导工作中还存在官僚主义等问题，一些地方出现少数群众闹事等不稳定情况。面对这些复杂的新情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深入思考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后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他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得到解决。这一论断科学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也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性
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前者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后者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他强调：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 ^{①} $。我们“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 ^{②} $。
为了帮助广大人民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判断人们言论和行动的是非、辨别香花和毒草，毛泽东提出了六条政治标准，即：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毛泽东强调指出，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毛泽东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形成一套系统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根据设想，这次整风应当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是一次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自我教育运动，通过发动群众向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提意见，帮助党来纠正官僚主义等问题。这场运动采取开门整风的形式。各级党组织纷纷召开座谈会和小组会，听取
党内外群众的意见，迅速在全社会形成一个“鸣放”的高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真诚地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加强党外人士对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批评、监督，进一步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在整风运动中人们提出的各种意见，绝大多数是诚恳的。然而，随着整风运动的开展，出现许多复杂情况。极少数人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他们把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要求“轮流坐庄”；把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说成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这种异常现象引起中共中央的警觉。6月，中共中央要求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实行坚决反击，对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潮进行批判，是完全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把大量思想认识问题当作政治问题，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留下深刻的教训。
第五节 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和曲折发展
一、 “大跃进”和初步纠正“左”的错误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为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中共中央力图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1957年冬季，全国掀起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有效地提高了农业抗灾的能力。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由此拉开“大跃进”的序幕。1958
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国家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会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农业方面提出“以粮为纲”口号，要求5年、3年以至一两年达到规定的粮食产量指标，引发严重的浮夸风。工业方面提出“以钢为纲”口号，要求几年内提前实现15年钢产量赶超英国的目标，掀起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
在 “大跃进” 迅猛发展的同时，农村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1958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提出“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从这年夏季开始，只经过几个月时间，全国74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为2.6万多个人民公社。“大跃进”初期建立的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其基本特点被概括为“一大二公”。所谓“大”，就是规模大，原来一二百户规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被合并成拥有四五千户甚至一两万户的人民公社；所谓“公”，就是公有化程度高，原来经济条件各不相同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被合并以后，主要财产归人民公社所有，收入在全社范围内统一核算和分配。实际上，这是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搞平均主义，无偿调拨生产队包括社员个人的财物和劳动力，严重损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初步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 毛泽东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中较早地觉察并实际纠正“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党中央领导整顿人民公社，调整高指标，作了初步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使“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得到
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的发言
初步遏制，形势开始有所好转。这期间，党中央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主要包括：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必须利用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服务；要以
“农、轻、重”为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综合平衡是整个经济工作的根本问题，国民经济应当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等等。这些认识是纠“左”取得初步成效的重要原因，也是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成果。但是，纠“左”是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前提下和框架内进行的，初步好转的形势还很不巩固。在庐山召开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及随后开始的“反右倾”斗争中断了纠“左”的进程，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党和人民面临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严重经济困难。
二、 国民经济调整和“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制定
国民经济调整 国民经济出现的严重困难局面，给中国共产党以深刻的教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心认真进行调查研究，调整政策，纠正错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由来
误。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着手解决当时最为突出的农业和农村问题。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以这两件事为标志，“大跃进”运动实际上已被停止，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的新轨道。
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以及为准备这次全会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随后，他领导的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基层作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也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
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确定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要求认真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废除供给制，停办公共食堂。“农业六十条”的贯彻执行，对于克服严重存在的平均主义，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年6月，毛泽东指出，由于碰
了钉子，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 $ ^{①} $。在此基础上，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的主持下，中共中央陆续制定出有关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总结历史经验，继续纠正“左”的错误，推动国民经济转入1962年至1965年的三年调整时期。
七千人大会 1962年一二月间，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草稿，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经验教训，分析了产生缺点错误的原因。毛泽东着重阐述了民主集中制的极端重要性，并带头做了自我批评，特别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今后要下苦功夫调查研究，弄清楚社会主义经济的规律。要使中国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这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长期性的进一步认识。邓小平、周恩来分别代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大会上作自我批评，并提出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克服目前困难的主要办法。这次会议发扬了党内的民主和自我批评精神，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对动员全党团结奋斗战胜困难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经过七千人大会前后近两年的调整，从1963年夏开始，各项建设事业呈现明显的健康发展势头。到1965年底，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全面完成。工农业生产总值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得到改善；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基本恢复正常；财政收支平衡，市场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严重困难局面终于得到改变。
“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 当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党适时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1964年底，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郑重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即“在不太长的历史
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 ^{①} $。中央还确定分两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即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第一步，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中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四个现代化”从此成为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成为凝聚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
三、 “文化大革命”内乱及其历史教训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1966年，正当我国克服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完成经济调整任务、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运动发生了。
1966 年 5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 ^{②} $ 8 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 ^{③} $。这两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全面发动。
“文化大革命”运动首先表现为红卫兵运动迅猛兴起。从1967年1月
起，“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很快发展为“打倒一切”以至“全面内战”的严重局面。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强烈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受到压制和打击。到1968年9月，全国各地先后成立革命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前期的无政府状态。
1969年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系统化、合法化。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客观上宣告“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1972年，周恩来提出批判极“左”思潮，使得各方面工作有了明显起色。1973年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此后，江青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企图全面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任命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这使身处反复动乱中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又看到了党和国家的希望。会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生，有着复杂的国际国内的社会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直面临严峻的外部环境。帝国主义长期敌视、封锁，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苏联在中苏关系恶化后给中国施加巨大压力，对中共中央在科学判断国内政治形势、确定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和方针政策时产生极大影响。中国共产党是经过长期残酷的战争后迅速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对于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缺乏科学认识，也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容易沿用和照搬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下来的成功的阶级斗争经验，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新矛盾，把只在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仍然看作社会的主要矛盾，并运用大规模群众性政
治运动的方法来解决。
“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动，主要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作为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领袖，毛泽东不断观察和思考新兴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极为关注艰难缔造的党和人民政权的巩固，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为消除党和政府中的腐败和特权、官僚主义等现象进行不断探索和不懈斗争。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规律认识不清楚，由于“左”的错误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累积发展，很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没有得到贯彻落实，最终酿成内乱。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各方面工作作为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历史时期是有区别的。这一时期，我国国民经济出现较大起伏，但在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各项工作在艰难中仍然取得重要进展。“文化大革命”初期，动乱主要集中在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大部分生产系统未被打乱，特别是五年调整给国民经济的发展打下较好的基础，所以1966年各项生产建设事业仍然取得比较好的成绩。1969年以后，随着国内局势稍趋安定，主持政府工作的周恩来等领导人抓住时机，着手恢复各主要工业部门和其他综合经济部门的工作，加强对经济的计划管理。1969年的国民经济扭转了前两年连续下降的局面而有所回升。1970年经济建设中，内地战略后方的建设（重点是国防工业建设）迅速全面铺开，地方“五小”工业（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小水泥）迅猛发展。到年底，当年经济指标以及“三五”计划主要指标大体完成。
1971年，我国开始执行第四个五年计划。由于忽视经济工作中存在的矛盾，继续追求高指标，经济建设的冒进之风有增无已。1972年至1973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务院采取各种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1973年下半年，经济形势明显好转，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在此期间，我国第一次把人口控制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制定了第一部环境保护的综合性文件，陆续从国外进口一批技术先进的成
套设备和单机，对我国此后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975年初，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重申四个现代化目标。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全面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邓小平强调：工业、农业、商业、财贸、文教、科技、军队都要整顿，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
经过全面整顿，形势明显好转。大部分地区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迅速回升。1975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和大多数产品产量指标按照“四五”计划基本完成。邓小平后来说：“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 $ ^{①} $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7月6日，朱德逝世。9月9日，毛泽东逝世。在不到九个月的时间里，党和国家的三位杰出领导人相继逝世，全党全国人民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也深深思虑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周恩来逝世后，“四人帮”发出种种禁令，竭力阻挠和诬蔑群众性的悼念活动，激起全国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极大愤怒。自3月下旬起，各地群众冲破阻力，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活动，锋芒直指“四人帮”，这是全国人民反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集中表现。毛泽东逝世前后，“四人帮”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深感忧虑。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四人帮”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10月14日，党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人们奔走相告，兴高采烈。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中国社会正常秩序得以恢复，党和国家的工作开始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生，对于中国共产党、新中国和中国人民来说，是一场灾难。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 $ ^{①} $它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损失，民主和法制遭到践踏，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迫害，学术文化事业在许多方面遭到摧残，科技水平在一些领域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党风和社会风气遭到严重破坏。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种历史悲剧，决不允许重演。
“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历史教训是极其深刻的，需要从多方面加以总结。一是必须科学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准确把握中国基本国情，从实际出发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二是必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三是必须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健全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四是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五是必须制定正确的党的建设的方针和政策，不断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文化大革命”是在探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历程中遭到的严重挫折。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的力量，最终纠正了这一严重错误。历史再一次证明，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纠正错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文化大革命”持续十年，暴露出当时党和国家在体制、政策、工作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面存在的严重缺陷。正如邓小平总结1957年以来历史经验时所指出的：“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 $ ^{①} $
四、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就
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从1952年到1978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1.4%。按照不变价格计算，1952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79亿元人民币，1976年增加到2965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119元增加到1976年的319元。
在 “一五” 计划的基础上，国家以苏联援建的 156 项重点工程、694 个大中型建设项目为中心，进行大规模投资，建成一批门类比较齐全的基础工业项目，涉及冶金、汽车、机械、煤炭、石油、电力、通讯、化学、国防等领域，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从 “一五” 时期起到 “四五” 时期，累计达 4956.3 亿元。
主要工业品的生产能力有了飞跃发展。钢产量从1949年的16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2046万吨。发电量从1949年的43亿度发展到1976年的2031亿度。原油从1949年的12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8716万吨。原煤从1949年的3200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4.83亿吨。汽车产量从1955年年产100辆发展到1976年的13.52万辆。
在铁路、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一批交通运输线、输油管线设施相继建成。1968年建成的南京长江大桥，是当时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最大的铁路、公路两用桥。经过改造的宝成铁路成为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1974年，我国建成大庆至秦皇岛的第一条长距离输油管道。旧中
国在73年间仅修筑铁路2.18万公里、公路8.07万公里。到1976年，我国的铁路达到4.63万公里，公路达到82.34万公里，初步形成全国的路网骨架。全国货运总量从1949年的1.6097亿吨增加到1976年的20.1757亿吨。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国具备了自主设计制造万吨级远洋轮船的能力。
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战略布局考虑，自1964年开始到1980年结束，国家共投资2052亿元开展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在建和建成了贵州六盘水、四川宝鼎山等大型煤矿，甘肃刘家峡、湖北丹江口、葛洲坝等大中型水电站，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等大型企业；在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相继建成成昆铁路、湘黔铁路、襄渝铁路，改变了西南地区长期交通梗阻的闭塞落后状况。“三线”建设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国防力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旧中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状况，使一大批当时顶尖的军工企业、国有企业、科研院所来到西部，为西部地区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从根本上解决了工业化中“从无到有”的问题，使中国在赢得政治上的独立后赢得了经济上的独立，为中国以后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物质技术基础，而且为中国同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发展对外贸易和经济往来创建了前提。
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始终把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作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通过兴修水利、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培育推广良种、提倡科学种田，较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生产水平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粮食总产量从1949年的2263.6亿市斤增加到1976年的5726.1亿市斤，亩产量从1949年的137市斤提高到1976年的316市斤。棉花总产量从1949年的888.8万担增加到1976年的4110.9万担，亩产量从1949年的22市斤增加到1976年的56市斤。全国总人口从1949年的5.4167亿增长到1976年的9.3717亿，同期粮食的人均占有量从418市斤增加到615市斤。全国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农民从1952年的62元增加到1976年的1000元。
加到1976年的131元，城市居民同期从154元增加到365元。在全国人民节衣缩食支援国家工业化基础建设的情况下，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初步得到满足，这在当时被世界公认是一个奇迹。
新中国不断加强社会基层组织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新风尚，彻底消除了旧社会匪盗横行现象，社会风气得到极大改善，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极大提升。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成为城乡社会普遍现象。
文化教育医疗体育和科学技术事业普遍发展 在文化建设方面，着力扫除文盲、大力推广普通话，并加大对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投资。从1949年到1976年，小学校从34.7万所发展到104.4万所，在校生从2439万人发展到1.5亿人；中学校从4045所发展到19.2万所，在校生从103.9万人发展到5836.5万人；高等学校从205所发展到434所，在校生从11.7万人发展到67.4万人。
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指引下，戏剧、电影、音乐、舞蹈、小说、散文和诗歌等都涌现出大批优秀作品。郭沫若、茅盾、范文澜、翦伯赞、巴金、老舍、曹禺、赵树理、徐悲鸿、齐白石、梅兰芳等一批社会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为繁荣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事业和文化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医疗事业也得到蓬勃发展。1949年全国拥有医院2600家，到1976年发展到7850家。医院床位，从1949年的8万张发展到1976年的168.7万张。全国人口的死亡率从1949年的20‰下降到1976年的7.25‰。人均预期寿命，1949年为35岁，1975年提高到63.8岁。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高度重视发展体育事业，提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指导方针。从1956年到1976年，中国运动员先后有123人次打破世界纪录。
新中国在核技术、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等尖端科学技术领域，取得一系列重要的成就。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1966年10月，我国第一次成功进行发射导弹核武器的试验。1967年6月成功爆炸第一颗氢弹。1970年4月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人造地球卫星于1975年11月发射成功。在生物技术方面，1972年，中国中医研究院成功提取出一种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1973年，我国在世界上首次培育成功强优势的籼型杂交水稻。科技战线上的这些重大成就，尤其是国防尖端技术方面取得的成就，不仅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防战略防御能力，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邓小平说过：“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 ^{①} $
形成历久弥新的时代精神 在面对重重困难艰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涌现出大量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人物，抒写了无数改天换地的壮丽诗篇，形成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时代精神。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石油工人，为早日甩掉中国“贫油”的帽子，以“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情，以“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决心，用三年多的时间，建设起我国最大的石油基地——大庆油田，铸就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以“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的赤诚，以“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为改变兰考人民贫穷落后面貌，拖着患有慢性肝病的身体带领全县人民封沙、治水、改地，诠释着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河南林县人民在县委领导下，以“林县人民多壮志，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用十年时间，在峰峦叠嶂的太行山上逢山凿洞、遇沟架桥，削平1250座山头，凿通211个隧洞，架设152座渡槽，建成
长达1500公里的“人工天河”红旗渠，创造了一代中国农民改天换地的传奇。人民解放军战士雷锋，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甘当螺丝钉，勇于奉献，乐于助人，表现出崇高的共产主义情操，成为那个年代最响亮的名字。1962年8月，他因公殉职时，年仅22岁。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雷锋精神，成了新中国社会风尚的一个标志。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两弹一星”研制成功，是中华民族为之自豪的伟大成就。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一大批科学家，带着“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决心，把热血洒在戈壁滩，把青春和生命奉献给新中国国防建设事业，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永久镌刻在中国大地上，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不竭的动力源泉。
像这样让后人景仰的英模和精神还有许多。为了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翻身做了主人的中国人民与时间赛跑，用生命和鲜血描绘了一幅幅最新最美的图画，用实际行动证明：同困难作斗争，是物质的角力，也是精神的对垒。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前进。
国际地位提高与国际环境改善 新中国从建立之日起，就把捍卫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作为对外工作的目标，努力为国内和平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新中国在成立初期，一面奉行独立自主基础上的“一边倒”政策，积极争取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国内建设与外交工作的支持、援助；一面不失时机地发展同西方国家的民间外交，同这些国家进行贸易往来，以民（间）促官（方），以经（济）促政（治），并在1964年实现中法建交。
1950 年至 1953 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以及随后召开的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同印度、缅甸等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公认的国际准则。
1971年11月15日，新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时，中国代表开怀大笑
20世纪50年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出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中国在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中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支持下，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通过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从此，中国在联合国中发挥日
益重要的作用，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一支中坚力量。
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重大转机。20世纪60年代末，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开始检讨美国的对华政策，向中国领导人发出改善关系的信息。毛泽东、周恩来敏锐地觉察到美方的变化，抓住时机向美国发起“乒乓外交”，被国际舆论称为“小球转动了大球”。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相互关系
随着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中日两国发表关于建交的联合声明，中国同英国、荷兰、希腊、联邦德国等国先后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为后来中国逐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从1965年的49个增加到1976年的111个，仅1970年以后的新建交国就有62个。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础上，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经历了曲折发展，所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伟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历史证明，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学习思考
1. 如何理解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历史必然性？
2. 请结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事实，谈谈你是如何认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重大意义的。
3.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经历了怎样的艰辛探索？你是如何认识其中的经验教训的？
4. 请结合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局势，谈谈我国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重大意义。
5.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应当如何弘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形成的历久弥新的时代精神？
必读文献
1. 毛泽东：《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1949年9月21日）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所致的开幕词。在这一开幕词中，毛泽东论述了“全国人民大团结之所以成功”的原因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历史过程。在回顾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奋斗历程的基础上，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2.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5月2日，以这一讲话为基础，毛泽东在第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进一步阐述。讲话以苏联的经验为借鉴，总结我国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对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代表作，标志着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
3.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
这是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经修改
和补充后，发表于1957年6月19日的《人民日报》。这篇讲话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明确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提了出来，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是党的八大正确方针的继续和发展。
4.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6日）
在这篇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回顾了毛泽东一生的丰功伟绩，总结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的卓越贡献，全面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系统论述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基本内涵和时代要求，强调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全面正确的历史观，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毫不动摇走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开辟出来的正确道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延伸阅读文献
1.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讲话指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应当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一讲话对于中国共产党继承发扬党内的民主和自我批评精神，统一全党的认识，动员全党团结奋斗战胜困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 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1980年8月21日）在这篇谈话中，邓小平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肯定了
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全面总结了历史的教训，特别强调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阐明了毛泽东思想的创建及其发展，指出，毛泽东思想永远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继续坚持和不断发展毛泽东思想，只有这样才能将中国革命事业引向胜利。
3.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0年10月23日）
在这篇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全面回顾总结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和巨大贡献，深刻阐述了抗美援朝精神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精辟概括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启示，郑重宣示了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统一、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立场和决心，强调要铭记伟大胜利，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